Category Archives: 思|Thinking

7月8日，有幸受青岛市政府之邀，参加了《蓝色金融标准》试用工作座谈会。高建副市长提及青岛编制了全国首个蓝色金融资产分类标准，有5支海洋产业基金，还有各类金融工具。人民银行研究局王信局长介绍，蓝色金融是气候金融和生物多样性金融的交叉部分，是未来蓝色金融工作的重要基础。 为《蓝色金融标准》的试用提了些愚见。以下是我的发言。 “首先，我想表达对于这份《蓝色金融标准（试用稿） 》的赞赏：一是，全球大型经济体中似乎还没有正式出台过 这么系统的类似标准，这个《蓝色金融标准》本身就已经走在了全球前列；二是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标准》采纳了我们在去年提交的一些建议，特别是在“海洋矿产资源 综合利用”中剔除了受争议的矿产。这些调整不仅仅是遵守了无重大损害的原则，更是高度契合国际对海洋生态风险防范的共识，使得这份《标准》具备了未来向国际展示中国引领蓝色金融的潜力。 今天，我想按照试点要求的顺序，分享一些我们的经验和经历。 工作方案第一要求“蓝色项目/企业库” 首先，我们建议优先建立 蓝色项目库。原因是，项目库是 海洋保护 和 金融机构 之间能够搭建的最直接的桥梁，也是研究融资具体方向最直观的方式。涉海产业千差万别，而且专业性很强，因此项目 越是具体，评定就越便利。 我们刚刚听到不少省区的代表从金融的角度出发，提到了项目库相关工作。我们在2023年也尝试开发了《可持续水产养殖项目库》。我们站在海洋保护的角度，针对水产养殖的方方面面，详细描述了养殖行为、苗种繁育、投入品等50多项信息，遴选出了14个典型优秀项目。我们后来意识到有点用力过猛，这些项目从环境表现上无可挑剔，但这样一个对于环境人士看来用心良苦的项目库，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却无从下手。原因很简单，环境情况太过于复杂和技术，没有办法和日常金融业务对接。 大家也都看到，《蓝色金融标准》本身也依赖大量别的标准，那些具体的行业标准用了大量的“应如何如何”、“宜如何如何“的表述。所以，虽然《蓝色金融标准》的表述本身准确，但叠加具体的技术标准，在业务操作中就会有一定难度。这样就提示我们组建跨领域专家组的重要性，专家组不仅需要包括海洋行业本身，也必须要有熟悉环境议题的金融专家，这样才能保证产业专家能评判，金融工作人员能使用。只有真正建立了这样的沟通，蓝色金融的实践对于海洋保护的绩效才会更为明显。 《工作方案》的第二部分要求，丰富蓝色金融产品和服务，并详细列举了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形式和它们的设计思路，包括 生态环境导向的开发模式（EOD）等。这切中了 目前国内蓝色金融面临的最大痛点：纯生态保护项目往往缺乏财务回报。 去年，我们与 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 共同进行了《海洋生态保护与产业协同发展的可融资模式探索》研究，核心观点是，必须通过 “海洋生态保护+海洋产业” 的耦合模式，来提升项目的可融资性。 因此，在接下来的“重点项目摸排阶段”，我们建议 不仅要寻找单一的产业项目，更应侧重梳理和培育“生态修复与可持续海洋产业融合”的综合性项目。通过资源产业化、产业耦合等方式，将生态效益转化为经济收益，从而为银行信贷、蓝色债券和社会资本的介入 创造条件。 多年来，我们一直关注烟台长岛，这一海洋类型的国家公园候选区。我们希望基于长岛的自然资源，开发生态产品，推进“海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这是我们保护海洋保护地的思路，也与试用方案中“积极开展海洋生态产品价值 融资业务”的目标高度一致。我们与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合作，初步开发了 界定和识别生态产品的一些方法。这些方法可以为金融机构所用，探讨如何打通 抵质押物认定、生态效益测算等，希望未来能有机会和在座各位合作，落地一两单具有标杆意义的创新金融产品，并持续观察与海洋生态系统的正面保护作用。 第三部分是，加强环境风险管理和可持续信息披露。我们是TNFD（自然相关财务披露）的成员，标准已经有所提及。这一部分我不再赘述。
我希望做一个进一步的提示：《蓝色金融标准》是一个工具，符合《标准》不是目的，而是工具，我们需要评估海洋生态系统的变化。 为了避免“洗蓝”风险，标准的落地需要除了财务披露以外的评估工具，这些工具需要和实际的海洋生态相结合。我们也期待能进一步贡献其中。 关于第四部份，强化蓝色金融能力建设；第五部分，完善政策激励约束。我想介绍一些我们过去几年间发布的研究，希望它们能给金融政策制定者和金融机构做一些科普，我们非常乐意后续分享这些报告给各位领导和专家。分别包括： 《渔业金融助力产业可持续发展》，其中包括 〈可持续渔业金融基线〉 和〈渔业环境相关金融风险研究〉；我们探索了《全球支持可持续渔业的金融实践》；这些是针对渔业，最传统的涉海行业。前面提到的，我们进行了《海洋生态保护与产业协同发展的可融资模式探索》。我们还在2024年发布了符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可持续蓝色产业目录》研究，这个目录研究涵盖了8个门类，去年也分享给了人行的相关领导和同志。对于符合当下《蓝色金融标准》的产业，我们的研究能帮助金融机构理解这些行业对环境的益处以及投资时应当关注的风险。 国际上，我们在2025年发布了两份实用的报告，一是针对各国央行的《健康海洋》，解释金融政策与海洋保护的关联，值得在座的人行机构了解，尤其是我们把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优秀案例也纳入了其中。另一个是《奔向自然向好的海洋》，针对4个重点涉海行业 介绍了转型和实施细则。我们希望，我们的研究可以成为 … Continue reading →

7月7日，我协助“可持续生活方式”组的同事，在与东华大学谈合作的机会，给留学生们做了个讲座。也是正好趁此机会，我向这些未来的服装设计师们提了一个问题，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EPR)是否可能在纺织行业实施？ EPR并不新鲜，纺织行业也是传统行业，但把这两个事情放在一起的想法，并不常见。总体而言，这是个粗看挺自然（因为回收比较容易），但细看也挺复杂的（因为材料多样，品牌太多）模式。设计师们并不是政策专家，他们的角度大多从设计改善，减少化纤等角度入手。 出人意料，学生们的讨论非常热烈，带队的老师说很少看到他们这样的专注。当然，这些想法只能是未来构思项目的一些基础。 我又是一次极限操作。7月6日下午还在老挝度假，7月7日凌晨的红眼航班，6点半落地浦东。但凡因为台风晚点2个钟头，就要同事自己撑全场了……

6月22日来到深圳，参加了深圳市绿色金融协会主办的“大湾区蓝色金融现状、挑战与机遇”专题研讨会。内容直接看新闻稿。 这周排得很满，周一下午在深圳，周二上午在北京。上海的黄梅天加上南方常见的龙舟水，为了避免延误带来的风险，我夜车到的深圳，又夜车从深圳到北京。也就是说，周日下午洗澡之后，周二晚上才能再次洗澡。 这是几个很有味道的会议…… https://mp.weixin.qq.com/s/RhuLTbJNO82c1QahsHVK3w

5月29日，我们和浙江大学在之江校区Severance Hall举行了一次关于BBNJ和南极的小型研讨会。我在研讨会的开幕致辞中表达了我的想法。 ———————- 本次会议正值BBNJ协定迎来COP1、南极海洋治理关键期的窗口。对于BBNJ来说，全球海洋治理正从理念共识走向制度落地，而南极海洋治理作为公海治理的先驱，在给BBNJ提供示范同时，其自身也正面临博弈困境。 我们知道，BBNJ和南极治理的共性在于，都聚焦在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的规则制定与利益平衡。BBNJ协定生效后，区域性渔业组织RMFO必然面临与BBNJ的协调工作，而这些挑战，正是当下南极磷虾的预防性保护和合理利用所面临的。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其核心痛点有2个： 科学与政策的断层：中国在海洋领域有着扎实的科研投入，积累了庞大的基础数据。但在国际谈判桌上，如何将这些数据转化为具有说服力的“国际治理规则提案”？这不能仅靠科学家，它需要政策智库的转译、政府部门的采纳与加工，也需要我们在座各方共同构建一条高效的科学-政策转化通道。 保护与利用的权衡：在讨论海洋生物资源利用时，各方容易陷入零和博弈的语境。如何依托客观事实建立互信？不仅是科学互信，更是利益互信。我们在推动履约和规则制定的同时，需要引入更务实的手段，让保护行为具备长期的经济可行性，从而争取更广泛的国际理解、支持、认可。 我们在国际上常年参与环境议题的多边治理，在国内也积极贡献国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法规建设。近年来，我们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为《生态环境法典》、《渔业法》、《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版》等法律法规提出了积极建议。 为了解决之前提到的两个挑战，我们在此提供两个思路。 第一，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国际机构，我们在中国和国际上都深受信任，因此始终致力于发挥中国和世界之间的桥梁作用。我们清楚非正式对话的重要性，知道谈判桌上硬碰硬的发言有时候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有些考量不适合在有限的发言时间和正式场合中展开。在慷慨激昂的发言陈词以外，需要技术和务实的讨论。我们在今天组织这样的研讨，就是希望促成中国的核心专家与怀有诚意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对话。此外，在各类谈判会议期间，我们会一如既往地促进各国代表团和国际保护机构之间的交流，以解释正式发言背后的实际考量。增强互信，减少分歧，寻求方案，达成共识。 第二，中国在BBNJ中还有着更为特殊的身份，正在申请承接BBNJ的秘书处。因此，从社会组织和世界各国的视角来看，大家都在密切关注，中国将如何来表达对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积极态度，如何诠释海洋命运共同体。而在各类国际条约中，南极治理可能是最具备与BBNJ对比价值了。中国在南极如能提出兼顾保护的可持续利用方案，极可能塑造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在BBNJ等海洋治理议题中的判断。因此，将这两个议题统筹考虑，并把适合的方案呈示于今年的南极条约谈判，或许会进一步提升各界对于中国在BBNJ事务上的态度。今天我们综合这两个议题所举办的研讨会，就是希望能为各位专家创造一个对话的机会，相互启发，综合考量。

5月10日，有幸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之邀，参加了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合作对话，主题是：打造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共同大市场的战略枢纽——“再造一个海上海南”的战略任务。会议由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院、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外交学院主办。海南省常委为大会开场。 第一轮的高层圆桌中，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柬埔寨、泰国等前部长和研究院负责人，从区域的安全、渔业、航运等角度入手，讨论了中国-东盟区域合作的背景、困难、机遇等。许多观点都很宏观，超出了我们能影响的范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唯一的一位女性演讲者，来自于IMO的伊斯梅尔教授(Ismeil)，她循序渐进地分析了这个区域以及当下所面临的重大安全问题，解构了发展中的困难和机遇，并且简单介绍了海南的独特优势。 我参加了“中国-东盟海洋产业一体化的优先领域和政策创新”的圆桌。我结合我们目前的工作方向，提出了两个想法： 一是，我们计划在海南进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EPR)的政策研究。因此在这个场合，我的主要态度是，中国-东盟区域有机会打造蓝色经济共同大市场中的EPR，共同针对若干品类，建立统一的管理制度。而我们可以从海南入手，迈出第一步。 二是，考虑到中国南部和东盟之间的自然环境相似，从而依赖于自然的产业相似；考虑到各国体制和政策框架不同；考虑到经济需要被引导，一个可行的方案是区域间的蓝色金融体系。我介绍了我们在《中国可持续蓝色经济分类目录2024》的经验，以及对于中国在相关国内和跨国标准的观察，建议考虑区域内部的蓝色金融标准。如果能够达成共识，则我们可以提供独到的支持。 当下，我还在寻找足够的资源，尤其是对于跨国合作感兴趣的机构，期待有机会能够落实这些想法，从而能够真正实现跨国的可持续蓝色经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