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thly Archives: May 2026

5月29日，我们和浙江大学在之江校区Severance Hall举行了一次关于BBNJ和南极的小型研讨会。我在研讨会的开幕致辞中表达了我的想法。 ———————- 本次会议正值BBNJ协定迎来COP1、南极海洋治理关键期的窗口。对于BBNJ来说，全球海洋治理正从理念共识走向制度落地，而南极海洋治理作为公海治理的先驱，在给BBNJ提供示范同时，其自身也正面临博弈困境。 我们知道，BBNJ和南极治理的共性在于，都聚焦在国家管辖范围外海域的规则制定与利益平衡。BBNJ协定生效后，区域性渔业组织RMFO必然面临与BBNJ的协调工作，而这些挑战，正是当下南极磷虾的预防性保护和合理利用所面临的。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参与全球海洋治理，其核心痛点有2个： 科学与政策的断层：中国在海洋领域有着扎实的科研投入，积累了庞大的基础数据。但在国际谈判桌上，如何将这些数据转化为具有说服力的“国际治理规则提案”？这不能仅靠科学家，它需要政策智库的转译、政府部门的采纳与加工，也需要我们在座各方共同构建一条高效的科学-政策转化通道。 保护与利用的权衡：在讨论海洋生物资源利用时，各方容易陷入零和博弈的语境。如何依托客观事实建立互信？不仅是科学互信，更是利益互信。我们在推动履约和规则制定的同时，需要引入更务实的手段，让保护行为具备长期的经济可行性，从而争取更广泛的国际理解、支持、认可。 我们在国际上常年参与环境议题的多边治理，在国内也积极贡献国内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法规建设。近年来，我们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为《生态环境法典》、《渔业法》、《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2025版》等法律法规提出了积极建议。 为了解决之前提到的两个挑战，我们在此提供两个思路。 第一，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国际机构，我们在中国和国际上都深受信任，因此始终致力于发挥中国和世界之间的桥梁作用。我们清楚非正式对话的重要性，知道谈判桌上硬碰硬的发言有时候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有些考量不适合在有限的发言时间和正式场合中展开。在慷慨激昂的发言陈词以外，需要技术和务实的讨论。我们在今天组织这样的研讨，就是希望促成中国的核心专家与怀有诚意的社会组织之间的对话。此外，在各类谈判会议期间，我们会一如既往地促进各国代表团和国际保护机构之间的交流，以解释正式发言背后的实际考量。增强互信，减少分歧，寻求方案，达成共识。 第二，中国在BBNJ中还有着更为特殊的身份，正在申请承接BBNJ的秘书处。因此，从社会组织和世界各国的视角来看，大家都在密切关注，中国将如何来表达对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积极态度，如何诠释海洋命运共同体。而在各类国际条约中，南极治理可能是最具备与BBNJ对比价值了。中国在南极如能提出兼顾保护的可持续利用方案，极可能塑造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在BBNJ等海洋治理议题中的判断。因此，将这两个议题统筹考虑，并把适合的方案呈示于今年的南极条约谈判，或许会进一步提升各界对于中国在BBNJ事务上的态度。今天我们综合这两个议题所举办的研讨会，就是希望能为各位专家创造一个对话的机会，相互启发，综合考量。

5月10日，有幸受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之邀，参加了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合作对话，主题是：打造中国-东盟蓝色经济共同大市场的战略枢纽——“再造一个海上海南”的战略任务。会议由海南自由贸易港研究院、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外交学院主办。海南省常委为大会开场。 第一轮的高层圆桌中，来自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柬埔寨、泰国等前部长和研究院负责人，从区域的安全、渔业、航运等角度入手，讨论了中国-东盟区域合作的背景、困难、机遇等。许多观点都很宏观，超出了我们能影响的范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唯一的一位女性演讲者，来自于IMO的伊斯梅尔教授(Ismeil)，她循序渐进地分析了这个区域以及当下所面临的重大安全问题，解构了发展中的困难和机遇，并且简单介绍了海南的独特优势。 我参加了“中国-东盟海洋产业一体化的优先领域和政策创新”的圆桌。我结合我们目前的工作方向，提出了两个想法： 一是，我们计划在海南进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EPR)的政策研究。因此在这个场合，我的主要态度是，中国-东盟区域有机会打造蓝色经济共同大市场中的EPR，共同针对若干品类，建立统一的管理制度。而我们可以从海南入手，迈出第一步。 二是，考虑到中国南部和东盟之间的自然环境相似，从而依赖于自然的产业相似；考虑到各国体制和政策框架不同；考虑到经济需要被引导，一个可行的方案是区域间的蓝色金融体系。我介绍了我们在《中国可持续蓝色经济分类目录2024》的经验，以及对于中国在相关国内和跨国标准的观察，建议考虑区域内部的蓝色金融标准。如果能够达成共识，则我们可以提供独到的支持。 当下，我还在寻找足够的资源，尤其是对于跨国合作感兴趣的机构，期待有机会能够落实这些想法，从而能够真正实现跨国的可持续蓝色经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