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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22日，世界水日，我在青浦水乐堂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办的音乐会。音乐会的上半场是个小型研讨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和可持续发展中心是主办方，谭盾作为艺术推广大使亲临现场，主办方的发言来自于其两位advisors，聚焦于淡水保护对于实现SDG的重要性，内容是准确的，但对于没有PPT和实际业务支撑的介绍来说，更多是聚焦于宣传和科普，内容稍长。 发言的还有导演胡雪桦和建筑学教授李文虹，倒是更贴近对于水的理解，认真听的话挺有水平。 下半场有三个混搭的节目，一如既往的表现了谭盾的实验性。 古琴配芭蕾的《高山流水》，所有舞蹈动作均在水中展开，真实和故事的水声交替，国乐和西方的结合，倒也如水般真实融合。当然，在水中的表演，舞者也很难大跳，更多是用身段表达水的多变。 水乐，用水盆等各位“水器”组成的乐器，粗看是个简单的打击乐，却能在乐师的手中弹拨出高低音，也是我第一次见到。 湘西打溜子表演的鸳鸯戏水，通过各类打击乐器，描绘湿地物种（鸳鸯是鸭子）在水上打情骂俏的样子，非常生动。 整个舞台的是一汪浅浅的水池，背景是水乡朱家角的古塔，完全将氛围没入水中。

9月28日，中午发现还能买到当晚的上海大剧院《剧院魅影》，遂抢购，距离首次观摩已是20年整。 2004年，上海的生活水平仍在快速增长的前期，平时能看的到的还是传统的音乐会，因此新奇的音乐剧的舞美设计在当时显得十分惊艳，也是我念念不忘的印象。这次的《魅影》虽然仍有超高的舞台表现，但确实比起2004年首次来华要逊色不少。 这次吊灯的设置就很无趣。20年前的吊灯是剧院的正中央穹顶滑落到舞台前，因此坐在中间的观众真的会有吊灯将要砸下来的感觉（我当时就在那正下方），所以觉得非常刺激。现在改为了直上直下，就纯粹变为了“剧情需要”。 经过多年的政治正确运动，这次男配角男高音歌手换成了黑人，于是出现了直接的穿帮。有这么个桥段，原本的设定是：男配角唱”The Point of No Return”，之后拉开帘子，观众发现其实唱歌的是魅影，男配角已经被杀，从而创造出其不意的舞台效果。然而，因为男配角是黑人，在唱“The Point of No Return”已经是显露出白人的手。因此一开始就知道是魅影，从而缺失了预计中的惊奇。事实上，哪怕带个手套，都可以是最好的弥补。 其他还有一些没有那么明显，但是还是有一些低于预期的。女主角音线偏嫩，有点压不太住（可能平时听多了Apple Music所收的莎拉布莱曼版影响吧）；魅影似乎上半场还没开嗓，下半场要精彩一些（周围观众其实很专业，都注意到了这点，中场和结束后都在议论！）；其他观众议论说富二代Raoul有点油腻，不过我倒不这么认为。 这一次突然关注到一个剧情，结合三个提示： 1、女主在舞台上第一次被提名的时候，说道“Daaé”的冷门姓氏，父亲是个小提琴手，音乐人； 2、女主在”Angel of Music”里唱过这么一句：”father once spoke of an angel…”； 3、芭蕾教师提及魅影是两年前跟着马戏团来的（以前的巡演马戏团确实有很多怪人，本人小时候都见过）； 可以推断，魅影至少在两年前和其父就应有某种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他们先认识，然后魅影故意来到了这个剧院，并成为女主的导师。这一点耐人寻味。原著中或许有答案吧，不过我没有时间去读。 但不管怎么样，瑕不掩瑜，《剧院魅影》仍然是全球领先的音乐剧，也是其永久在百老汇停演后，仅能在西区和巡演中看到的精彩表演。 期待这个演出季的其他演出吧。

过去的一周间，周中带儿子去看了四重奏，周末带孩子们现场看了中超。所看的内容，说起来并没有特别之处：从音乐学的角度看，室内乐很难复杂，所以表演的中规中矩便是意料之中；而在国足和新加坡2:2战平后，偌大的足球场中只上座2/3，何况常规赛中也不至于剑拔弩张。 前年我移居郊区以后，就常常思考城乡之间的差别。郊区也有非常好的教育（我们家就是因为孩子教育才搬来郊区的）；郊区也有不错的医疗（不少高端医疗或者国际医院其实都不在市区）；城市当然有其最底层的商业属性——奢侈品精品店只会出现在市中心的闹市区（这当然也是因为大城市里面的富人更加集中）。然而，奢侈品毕竟只属于少数人，而且其商品的复购性毕竟较低（尽管有不少以买包和买鞋作为乐趣的名媛们），所以大城市以外也能看到这些商品的供给渠道（例如outlets）。 在我看来，相对于乡村和城镇，大型乐团和团体体育就是大城市所独有的特征。换句话说，大城市是大型文体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城市不够大，则不可能撑起交响乐团或者足球队。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对于大型乐队来说，上交、国交、广交都在一线城市，24年的中超联赛中除了沧州和梅州，都是二线以上城市，CBA有20支球队，也多在大城市。 最简单的原因，是观看的频度。毋庸置疑，很多人可能几年都不会去看个演出或者比赛，要么因为没有兴趣，要么因为性价比低（此处“价”包括时间和资金）。而对于一支乐队或者球队而言，如果票房始终低迷，或者没有赞助，便很难经营。正因为每个个体不会经常去现场，因此有足够大的基数，便成为了支持一支队伍的基本保障。 第二个原因和上述原因相连，但是从从业人员的角度。些队伍本身并不直接产生价值——既不是生产（比如工业），也不是保障生产（比如运输），还算不上为现有的商品赋予更高的价值（比如贸易），更算不上促进生产（比如金融）。这些职业乐手和运动员的本质就是“play”，是一种专业化的娱乐。他们的价值来源于观众对其能力的认可和其自身基于观众的品牌运营。因此，只有在大城市中，才能真正养起一群靠“play”而产生更高价值的专业队伍和从业人员。我并不否认这些人高薪的合理性，我想表达的是，这些高薪无法脱离了依托城市而吸引的大众。 另一个原因来自于其专业的后备力量。人们不会怀疑文艺和体育中有天才，就是有那么一些人具备与生俱来的乐感和球技。然而，若是钢琴家（所有乐器中独奏机会较多）或是羽毛球手，那还是有大概率能够表现自己，这也就是为什么单打独斗的那些运动（例如乒乓球），会有不少小城市的身影。若是那种需要大型团队的乐团或者运动，则需要一批后备的队伍，乃至更广泛的半职业的基础。这些也只有在足够大的城市才能有保证。 其实这也能解释百老汇和西区的存在——纽约和伦敦的城市能级比上海更大，只有依托于国际人流，才撑得起这些日常生活中并非生存的所需。当然，超大城市只是团体文体的必要非充分条件，毕竟，如果城市主要以搞钱为目的，那再发达的产业和足够大的人口，也不一定会对并不实用的文体产生促进作用。 这些生活中“并不实用”的活动，却提供了人们生命中最有价值的精神食粮。

国庆某日，与初中同学抽着游烟，闲荡在上海最热闹的市区——城隍庙、外滩、南京路一带，以简单的方法放松身心，却也有了一些新鲜的想法。 不少人可能听说过这样的规律：上海市区路名中，南北向的大多以省份命名：比如河南路、四川路、西藏路、成都路、陕西路等；而东西向大多以城市命名，比如南京路、北京路、天津路、福州路等。这些命名来源于1945年上海光复时，把外国路名改为中国地名的过程。可是，又有多少人想过，为什这样安排？为什么不将南北向定为城市名，而东西向定为省区名？ 我今天突然悟到，这，或许因为南北路少而东西向多。 从外滩往西，有密集的南北向道路，依次有四川、江西、河南、山东、山西、福建、湖北、广西、浙江、云南、西藏；之后过了人民广场，大路有陕西、江苏，间或有一些城市名字。事实上，由东往西推进，过了人民广场，南北向的马路都很少，大路包括黄陂路、成都-重庆、石门-茂名、常德-富民、万航渡-华山、凯旋路，中山西路，然后，就没有然后了。从直观的角度上说，因为南北向马路少，所以有限的省名就够了，而东西向马路多，所以需要用数量更大的城市名字。 那为什么是南北向马路少而东西向马路多？答案很简单，因为上海的地理条件使然，今市区范围内，历史上的水网主要以东西向为主。在1842年-1949年急速城市化的过程中，上海经历了一系列地理的变革，主要体现为填平了大量东西向的河道成为了今天的道路，而市中心则以今延安路（Edward Road, 爱多亚路、林森路）最为典型。延安路，即是当年的洋泾浜，一条自然的东西向的河流——洋泾浜以北和以南本是两个相对独立开发的区域。在填平洋泾浜后，既然成了连片的陆地，则其南北的道路必须重构。所以就算并不完美对口，石门路也必须和茂名路相对，常德路必须和富民路相对，从而形成能够构成南北通衢的道路。 上海老市区核心（外滩、苏州河、西藏路、延安路四围区域）中，由于都在洋泾浜以北，因此南北向道路已经成熟而不受填河影响，其地名故不受影响。这一区域中，从四川路-丽水路的南北贯通仍能看出一些认为相对的努力。 如果这些证据仍不够清晰，那么跨陆家浜路南北的道路则更为明显：瑞金路-瑞金南路、嘉善路-大木桥路、太原路-小木桥路、乌鲁木齐路-东安路、宛平路-宛平南路，这些路根本对不上，却也在行车途中被认为是同一条道路，则更可以说明这一点。 这些路名中有一个小的特例——广东路，一条东西向的省名路。原因也不复杂，因为广州叫Canton，其声明远扬，早已成为了广东的代名词，因此本应叫做广州路的路名被称为广东路，也算不上特别奇怪。